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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以降，白话诗取代文言文，从形式上汉语摆脱了镣铐。一百年来，新诗不管从内容还是表达形式与技巧虽然取得了长足进展，但它自身是否建立起了唐诗、宋词那样的系统性传承与范式，一直是新诗内部争论不休的话题。而且，随着时代场景与大众阅读期待的转换，史诗在现今的生存境遇也发生了重大转变。首先是阅读习惯与即时消费同构化。除了批评家和专业人士，人们很少有足够的耐心关注长诗或史诗。即兴、即景、即情的短诗，更容易进入多数人视野。传媒、影视、图像时代加速了的心灵震荡与灵魂麻木.层出不穷的文化假面具、装腔作势的夸大其词的搞笑、恶搞，消费主义和实用主义决定了传统史诗英雄角色被迫退场，信仰和价值观被越来越密集的钢筋混泥土丛林消解。直插云霄的摩天大搂（不是哥特式宗教尖顶或埃及金字塔意义上与神灵沟通），掩盖着蓝天与阳光，阻隔着自由新鲜的空气。无赖地裸露人灵魂的脆弱与渺小.“上帝已死”，“技术至上”，金钱万能的拜物教让人们对这一切司空见惯，并美其名曰“后现代，全球化”，以“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为借口，不动声色地加剧这一出出闹剧。约翰．卡洛尔在《西方文化的衰落--人文主义复探》指出：“我们生活在人文主义五百年来的废墟之上，残垣断壁在我们周遭森然挺立。我们的文化在瓦砾中径直向前延伸。我们节节败退，这意外吗？我们绝望。却不在乎。我们怯懦，却不能惊醒，我们在富足中日渐赤贫，我们在自己的家园流离失所”④这无疑是对历史线形进步观的当头棒喝。随着后集权时代经济狂潮的猛卷。“反崇高、反理想、反文化、反传统”的中国第三代诗人们开始了诗歌回归个体、回归语言的艺术实验。“诗歌到语言为止”，口语诗歌、下半身、垃圾派，去政治化、去现实化，成为他们极力推重的价值取向，忽略当下现实的危机。表达沦落成为浅薄的晦涩、优美的无病呻吟、纯粹的文字游戏。而互连网络的兴起成为自由交流与表达的平台，泛滥成灾的网络文字分行，加速了诗歌的平面化、平民化。那些毫无社会批判意识的玄想和故作深沉，那些置中国表面繁荣背后的严酷现实于不顾的自命清高和艺术化的想象姿态，任由私己的怨尤被放大为艺术化的表达，成为逃避社会现实的精神乌托邦。这样的背景注定长诗或史诗创作永远显得不合时宜，永远与大众的期待背道而驰。但诗歌创作总是倾向于以少数和小众的姿态而存在，总是让那些具有自我肯定能力和超越精神极限的诗人自觉选择那条人迹罕至的披荆斩棘之路。经过漫长的积累，社会责任、历史责任、文学价值责任使诗人刘仲在接近花甲之年为我们奉献上了《在河之洲》这部厚重史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