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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11-7 2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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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现代汉语长诗写作的可能性
——在刘仲长诗《在河之洲》研讨会上的抛砖之辞
刀刀子
从广义诗歌概念上来讲,中国诗歌的历史就是中华文明的发展史,商周时代的甲骨文、祭器铭文,我们都可以从语言学的角度上命名为诗歌。《诗经》作为传统意义上最早的诗歌合集,其中的作品理所当然地反映了当时先民的生活和生命状态;及至后来的《离骚》、汉赋、乐府、唐诗宋词元曲,都一脉相承地将华夏文明的诗意一一记录在案。统观中国古典诗歌史,我们注意到“诗史”的传统一直都在,《全唐诗》亦是众人合作而成的唐代史诗,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对盛世唐朝进行了个人化的诗意记载,这其中大部分的作者是当时社会的士大夫,是代表着时代的精英分子,他们的集体创作将古典汉语诗歌推向巅峰。
通过阅读中国古典文学,我们注意到,古典汉语的演变是跟随着封建朝代的更迭而不断变化,每个朝代都有一个较为突出的文本范式。古典文学文本的整体演变趋势是越来越不拘泥于格律和形式,体裁更加随性自由,阅读对象也呈现出向大众平民传播倾斜。从宋词元曲的酒肆咏唱,而后明清小说演义的大众评书,已经基本上形成了上层精英与普通民众共同参与传播的境况。在此背景下,古典汉语的诗意再一次焕发出浓郁的烟火和人文气息,而这种先于西方文艺复兴的现代启蒙,却没有成为中华近代文明发展的潜在动力源,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此不过多赘述。
现代汉语的出现更多的是源于外力的强行干预,有当时西方工业文明的强势入侵,也有内在统治阶层的社会需要,在内需外求的尴尬情形下,汉语(诗歌)以断裂式的决绝、粗浅而无力地呈现在世人面前。我们现在来读白话文运动时的诗歌,会对其文本的粗浅、低劣感到不好意思,甚至认为那些文本,根本不像是出自有着几千年诗歌传统的国人之手。经过百年的发展,现代汉语取得了一种新式语言必要的积淀,那么它是否具备成熟语种的底质,是否能够满足现代诗歌(长诗)的写作呢?这个问题不仅是一个当代诗人需要考虑的,也是中华文明从农耕文明急速转向工业文明、城市文明的过程中,整个民族都要直面并及时回答的。
语言文字是一个民族一种文明能否延续的关键因素之一,诗歌则是语言发展和建设的重要手段。现代汉语的百年历史中,从起初的粗浅生涩到政治话语的粗暴泛滥,再到市场化的媚俗,及至当下信息网络化的荒诞,在每个阶段也出现了为数众多的文本,印证着语言的张力和弹性,现代汉语语言也似乎呈现出足够的包容性和可塑性。例如突飞猛进时代的政治高歌,后政治时代的乡村挽歌,到市场经济滥觞的学院呻吟,再到新世纪以来的信息口水,都以不同的侧重点和切入点,反映着时代的底色和变迁。我们不能概而言之那些时代诗歌的优劣,只能称之为历史阶段的产物,或者说诗歌的局限性也是时代的局限性,而这种局限性,对于一个有着数千年文明史的国度而言显得不可避免。
体质羸弱的现代汉语,在繁杂多变中行进,刘仲耗时30年创作的长诗《在河之洲》基本上是与整个现当代汉语的嬗变同步的。《在河之洲》描述了蜀地的风物人情,历史跨度百年,人物刻画上百,总行数将近10万,从体量规模上来讲,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现代汉语诗歌写作文本。《在河之洲》的文本结构、内容、体裁具备一部史诗的必要条件,围绕着刘氏家族近百年的兴衰变迁,将川中的山川河流、地域文化、民俗风情、正史野史、俚语土话、宗教人文等等进行了细致的描述、确认和指证。由于诗作本身的篇幅庞大,限于本人的能力有限,这篇小文只从以下两方面抛砖引玉,期望其他专家能有更加详尽的评述。
1. 语言与体例构建
前文大致讲了现代汉语从生成到目前几个重要的发展或变化节点的特征,《在河之洲》的写作跨度历经1980年代的诗歌狂飙期,1990年代乡村梦想破灭的沉闷期,及至新世纪以来网络信息化衍生的荒诞期。我们阅读《在河之洲》作品时会发现,文本从《序诗》到第十一卷的《裂变》,整个语言风格是沉稳内敛的,即使是为了人物塑造而出现的俚语对话,也并未影响10万行长诗的统一语调,作者在写作过程中,似乎是与时代风潮隔离的。这种结实稳固的英雄体腔调,与其说是传统史诗写作的命定元素,不如说是诗人刘仲毕其一生心血而获得的缪斯的垂爱。
作为有着长达40年诗歌技艺淬炼的诗人而言,为读者贡献几个新鲜的造句或比喻自然不在话下,但这种小聪明式的写作将难以完成一部长诗巨著。刘仲的《在河之洲》更多则是采取了直接状物描绘、心理刻画、夹叙夹议的手法,将一个多灾多难光怪陆离的民族百年史诗,通过一群小人物日常生活的酸甜苦辣进行艺术地投射,使文本的确立有了合理的安排。作品中,每卷卷首的《圣经》节录题记,与正文大量出现的围绕城隍庙而展开的叙述,形成了作者渴望东方乡村民间信仰与西方游牧海洋文化的诗性碰撞、融合的企图,这种现实与理想的苦难是通过虔诚而谦卑的隐秘对话来呈现的。而在《阶级的荣耀》《红色风暴》等篇章里,作者用第一人称对时代的事件和人物进行激烈的控诉和评判,犹如投枪般的现代汉语显示出刚硬而暴力的一面;应该说,刘仲的长诗写作实践,在语言层面上证明了现代汉语具备大诗、长诗、史诗所需要的张弛力、控制力。
在体例构建方面,《在河之洲》采用的是类似于中国古典章回体文学的范式,按照时间变易、事件发展的线性结构往前推进,每一卷相对是独立的,但又与前后相互贯联呼应。我们知道章回体小说的特点,虽然篇幅较长,但每个章节都设置了起因和高潮,并空留有停顿的间隙,以利于阅读和评说。刘仲的长诗《在河之洲》,每卷的标题可以视为该章节的主题关键词,而引诗则是用来高度总结或引领该章节的内容。这种结构选择或可理解为诗人对中国诗歌传统的致敬,或者说,现代汉语长诗写作避免不了对古典汉语的依赖,需要在承继的基础上,方可往前行进,这是现代汉语长诗的宿命还是暂时的妥协,我们期待更多文本给予回应。
2.当代诗歌的现代性
众所周知,中华的乡村文明是所有炎黄子孙共同创造的献于世界的东方瑰宝,其中正和合的内在精神气质影响和主宰了世界文明史两千余年;时至近现代,以西方的长枪大炮为首要标志的游牧海洋文明敲开国门,导致中庸的华夏文明迅速失守,各种西方理论、价值轮番在九州大地上试验、传播、推进。在此期间,有太多激潮汹涌、大开大合的破坏性与建设性同时进行的文明突变,可我们发现,任何优秀的强大的文明制度或经验,在东方文明面前都会与之汇流,形成更加富有弹性韧性的人类智慧。这种先天的文明基因,决定了不管是语言还是社会制度,都会在因缘恰好之时,演变为适于现当代人们需求的式样。诗歌的现代性与文明层面的现代意识是不谋而合的,从《在河之洲》的文本中我们能够读到作者的独立思考的精神、悲天悯人的平等关怀意识,以及通过语言流露出自由的诗歌抱负。
诗人刘仲的生活经历和先辈遗留的生命经验,是构成《在河之洲》的重要原始素材,诗中人物的遭遇、命运也呈现出足够的戏剧性,而只有故事性的文本是浅薄的,是难以勾画出时代人物群体深刻的悲剧性。对此问题,我们看到刘仲采取了直接评议、指点江山的春秋笔法,一方面裸呈被现当代中国繁杂炫目历史大戏裹挟而行的百姓群像,另一方面也给庸庸碌碌的芸芸众生提供了命定悲剧的神性安排。这种带有东方宿命般的关怀,个人认为可以成为现代汉语长诗写作的有效手段,有别于西方诗歌写作的理性,但又“拿来” “融合”东西文明和诗歌的优长,形成达济天下的东方智性。
刀刀子,河南诗歌学会理事,中原青年诗歌联合会会长。2015年4月11日在河之洲研讨会发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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