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大学李怡教授进行了关于《史诗之“难”》发言，提出外界所称少数民族有三大史诗，汉族无史诗。刘仲的《在河之洲》或许可以填补汉族无史诗的空缺。李怡教授提出史诗之“难”，“难”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宏观上历史碎片化和微观上创作环境不适宜。另一方面，要写出史诗的价值也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事情。对每个写作者来说，史诗的写作是极具考验的，不仅要对历史有总体观的感知，还要有诗人独特的文学观，要写出个人化历史。但《在河之洲》在史诗之“难”的环境下创作出了鸿篇巨作，在中国诗歌界产生了不同凡响，相信不久将来会成为中国诗歌编年史讨论的对象。
全球化语境下的史诗写作
——2015年在《在河之洲》研讨会的发言
（录音整理）
吴震寰
我一直对那些拥有大抱负的大作品情有独钟，而我本人也一直致力从历史的角度，探索中华文脉传承到当下的艺术创作。反观我们这个世界，我们会发现我们绝大多数人都在关心那些平庸的、琐碎的事物，却没有多少人站在我们中华民族的角度，去关注和书写流淌在我们血脉中这个伟大民族曾有过的那些伟大的梦想。但是，当我读到刘仲先生的《在河之洲》时，我有点惊喜，我不由得由衷地感叹，毕竟，还是有人在诗歌写作中拥有复兴民族文化的伟大抱负，并且坚持不懈地付诸实践。现在这部巨著出版了，成绩也自然出来了。今天早上，我又回味了一下《在河之洲》。不由得产生了一些感慨，中国的新诗写作，到现在已经有100年的历史了。但是，汉语新诗的写作却是在西方文化打开我们国门的背景下产生的。纵观这一百年的新诗发展史，我们会发现我们的汉语新诗写作一直在模仿西方的现代主义，而且学到的只是皮毛。我们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割裂了西方历史文化的脉络，一直是肤浅地学习20世纪以后的西方各种流派，并没有回溯到西方文化的源头去考察、去思考我们的诗歌写作究竟应该厘清诗歌在文脉继承上的一种深刻的关系。而对于我们中华民族文脉的继承，我们在盲目追赶西方思潮的过程中也迷失了自己，并没有抓住自己民族的精神资源，没有却继承我们中华文明的优良传统。我们一直没有搞清楚自己是谁，我们的民族是谁。一说到诗歌，我们很骄傲。我们有伟大的诗歌，但是那些诗歌叫“古体诗”。因此，看到《在河之洲》，我有点惊喜。还是有人自觉回到了民族写作的立场，比如刘仲和他笔下的主人公，我们始终能感觉到他们是在场的，他的身体、思想和灵魂都在诗歌构建的那个时空里，他是在场的。我们读他的诗歌，感觉是和他一起在经历那些苦难、爱情、幸福。他自觉不自觉地进入了一个民族写作的语境。对于这个时代诗歌写作中最重要的课题，刘仲跨出了重要的一步，给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我们中国也有自己的民族写作，而不再是简单地模仿西方现代诗的写作。
其次，对于萧乾父设立的天铎奖，我觉得是应该和《在河之洲》放在一块思考的问题。梳理中国文脉的走向，我们会很清晰地发现一个演变的过程。最初的写作是非常简单的，内容精炼短小，多是文人咏物抒怀，从四言诗经、五言唐诗、七言绝句，再到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文学表现的内容越来越复杂，篇幅越来越长，形式也越来越自由。随着时间的推进，贸易的盛行，文化的传播，到西方工业文明前夕，可以预见到，东西方两条文脉开始不可避免地交汇、融合。但是我们看到的现实是，伴随着西方的坚船利炮，西方文明之花强制性地植入了东方文明这块土壤。这表现在过去的20世纪里，我们民族文化没有做好足够的准备迎接、融合西方文明，特别的诗歌写作上表现为生硬、肤浅地追赶和模仿西方。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如同萧乾父所说，我们中华文明事实上从过去的“家天下”走到现在的“天天下”时代。而我们的写作也进入了一个全球化写作的时代。在这个特殊的时代节点上，我认为我们的土壤已经经过上百年的文化沉淀，有足够的能力以我们民族的东方智慧来吸收世界文明的先进成果，体现在诗歌写作上，我们已经具备产生大诗、史诗的写作条件。但对于这种全球化写作条件和精神资源的利用，必定需要有人经过长时间的沉淀，然后站出来真正继承“天天下”时代的东西方文化双传统，而不再是简单的模仿西方，实现这个诗歌的写作梦想。因此，有时候，我们不妨在梳理文脉的走向时，把眼光放长远一点，不用拘泥于几十年的波折，站到更广阔的历史长河上看，会发现我们民族的伟大传统，甚而我们人类文明的伟大传统，一些有识之士始终在坚持传承。在这个意义上，因此，天铎奖和《在河之洲》应运而生，他们意义不凡。我相信，世界文明走到今天，具有全球意义的中华文化时代必定能够来临。
吴震寰，广东雷州人，艺术家、诗人、学者。
沈远 论在河之洲欲望书写（摘要）
摘要：长篇叙事诗《在河之洲》描绘了中国近百年的历史，实则也是一部历史个体的欲望书写史。人类的欲望在每个历史阶段有其特殊性，是一种历史需求的折射，借此又可进一步反观历史，有其书写的独特价值所在。本文将目光聚焦在清朝末年到新中国成立初年这一段历史，即诗卷中前六章的内容，对其欲望世界的构建、欲望个体形象进行剖析，并对这段历史进行深入的反思。
关键词：欲望世界宗教式救赎人性关怀历史反思
何灏 论在河之洲中国古典精神（摘要）
刘仲《在河之洲》场景开阔、笔力雄健、思想深沉，真实鲜活地再现了一部百年中国川中地区的民俗生活史、经济史、政治史和思想史。尽管他深受西方文艺思想影响，创作手法和技法显而易见是“西方”的，但其诗人特质及诗歌精神却依然不离中国的文化传统，这与他自小接受国学启蒙有关。熟谙中国的“道”以及西方的“术”，中国诗人的身份，中国的广袤沃土使刘仲《在河之洲》以其宏大叙事而呈现崇高的史诗性，成为渗透中国古典诗歌精神的而极具开创性的中国现代史诗。
关键词：中国古典诗歌精神现代史诗
胡希东刘仲在河之洲的袍哥书写（节选）
刘仲《在河之洲》主要围绕骆彪、赖心辉、刘老幺、简大爷等几位袍哥人事写起。骆彪与赖心辉为结拜兄弟，骆彪为“浑水”袍哥驰骋于江湖，赖心辉则混迹于四川军阀征战中。在晚清民国的巴蜀，根据袍哥的性质与行为，常分为“清水”袍哥与“浑水”袍哥。“清水”袍哥一般由当地有权势的官绅组成。而“浑水”袍哥一般是一些杀人越货、打家劫舍的土匪。晚清民国时期，巴蜀土匪猖獗，民间俗称“棒客”、“棒老二”，这多与“浑水”袍哥有重要关系。沙铁帆《四川之哥老会》一文中叙及的“浑水皮”即所谓“浑水”袍哥：“浑水皮所宗为梁山瓦岗兄弟，加入分子，以无业浪游之人为最多，其用意即是籍此号召多数同类，为匪为盗，或专做以强凌弱的不正当谋生事业；蜀中之盗匪，恐无一不为会中哥弟。”3四川曾流行如下民谚：“仁字讲顶子，义字讲银子，礼字讲刀子”4，李沐风先生也曾说，在袍哥内部有这样的说法：“仁字号讲理讲法，礼字号讲打讲杀。”5由此可见“浑水”袍哥为匪为盗的情形，绿林中威震四方的下山虎骆彪就是这样一位“浑水”袍哥。他本是有钱的大户人家，因为他的父亲赌博输光了钱庄的血本而迫使他行走江湖，劫富济贫。他过的生活“一时是赌博场上一掷千金，/潇洒豪放朋党济济,/一时是月黑风高在山林中聚集”1,他是绿林中打家劫舍的强人首领，其名号家喻户晓，江湖上传扬着他显赫的名声。豪放不羁慷慨大方，朋党众多酒友如云。但他表面上却是开钱庄开当铺兼营粮米做正当生意，对他操“浑水”袍哥没有人相信，官府想拿办他却没有证据。他的父亲骆二爷从不招惹官府，骆彪却敢劫持县保安司令的烟土被施毒刑打断了腿骨而扔进大牢中。当骆彪被他的把弟赖心辉营救出狱后继续统领着绿林江湖，控制着地方秩序，地方上都仰仗他给的一份太平，不管是区乡长县太爷还是保安，不讨骆爷的喜欢便坐不安稳，出狱后的跛脚虎显示出更响亮的威名。袍哥异姓兄弟结拜是出于江湖义气、英雄相惜，刘老幺是作品描绘的主要袍哥人物，当他还年纪轻轻却具古道热肠，在监狱中见到被打断腿的骆彪伤势严重便出手相救，当知道他救治的人正是绿林江湖上赫赫有名的下山虎骆彪，而骆彪也知道刘老幺正是那靠赌技而驰名江湖的刘根娃的儿子，二人不计上辈的赌博恩怨，相谈甚欢，便要与刘老幺赌一赌谁先走出监狱，并发誓出监狱后报仇。刘老幺见骆彪被打成重伤还那样乐观自信，更敬佩他是顶天立地的豪杰。二人决计结拜为异姓兄弟，骆彪向刘老幺道：“我观你虽年轻却是侠肝义胆，/道一声英雄相惜绝对不算错。/人生在世当纵横天下快意恩仇，/顺天意你我结为金兰意下如何？/……只要你不惧我下山虎的恶名，/我骆彪发誓要让你做个福人。”2于是二人在监狱中撮土为香对天盟誓，结拜为异姓兄弟。二人在赖心辉的营救下出狱，刘老幺在骆彪的举荐下跟随赖心辉驰骋沙场。他死心塌地为二哥赖心辉卖命，报答二哥，是出于兄弟江湖情义。当他逐渐厌倦军阀之间的厮杀以及军阀征战的草菅人命，特别是新婚之夜听从二哥赖心辉召唤亡命征战负伤却无人搭救，对赖心辉把他当炮灰使的绝望，他离开赖心辉。他对这段军旅生涯的反思：“统帅？政治家？人中龙凤？弟兄情义？什么玩艺儿？在隆昌当炮灰是吸引敌军火力的诱饵活靶，在凤凰山的荨麻丛中有谁来找过亡命英雄？一门心思只在战后分肥——何曾想过亲戚情深弟兄义重！”再看大哥骆彪：“虽是草莽，刀口舔血却活得象条龙！男子汉立身处事理当如斯，犯不着在官场勾心斗角费那些心胸……”3当军阀征战后的赖心辉做了省长，要扫清黑道，骆彪说他是痴人说梦：“只许你军阀混战造成尸山血海，令生灵涂炭，不许我江湖好汉绿林中讨生活，这事说不通！你做你的省长我操我的江湖，从此不相往来恩竭义穷！”1显示了异姓兄弟因意气相投走在一起而亡命江湖唇齿相依，无情无义只能恩断义绝各奔东西。
于百万长诗观变迁，处万千色彩体多情
西华写作社：于百万长诗观变迁，处万千色彩体多情
杨蕾论《在河之洲》第一卷的色彩运用及其象征意义
蕾蕾学姐以川籍作家刘仲的长篇叙事诗《在河之洲》为研究文本，作者花了三十年才完成这样一部长诗，全文分为11卷，共百万字，其篇幅之长在整个中国诗歌史上都是罕见的，这部作品用犀利的笔触为我们描述了20世纪中国社会的百年变迁，从几代人物的传奇经历中可以窥见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发展历程，堪称史诗级的巨著。分享人抓住色彩运用这个点对《在河之洲》第一卷的黑、白冷色调与黄、红、蓝、绿等暖色调的交互运用进行解读，分析色彩背后所象征的深层含义，进而体会诗人在诗歌中的爱恨悲喜的复杂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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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之洲研讨会成为西华大学本科招生广告内容之一
罗文军 在河之洲的战争、命运与观念的地方发现（节选）
自1917年刘存厚、罗佩金之战，到1933年刘湘、刘文辉的“二刘之战”，发生在四川地域的战乱几乎从未停息，其间大小军阀战争多至400余次，“军阀混战时间之长，次数之多，危害之重，堪称全国之冠”4。仅
1917年4月中旬刘罗之战，民众死亡即6000余人，伤5000余人，被抢劫1194户，民房烧毁3000余间，财产损失47万余元。1932年10月开始的二刘之战，川内大小军阀卷入，兵力动用达20万，两军官兵死伤约6万，耗资5000万元。5历史中的兵荒马乱、民间疾苦，如何进入文学叙述？这些事件掩盖的地方苦难与人物命运，又应该得到怎样的揭示？1924年某师驻扎长寿,“凡驻有该军地方,周围十里以外，不特男子逃亡，而人烟亦已断绝，满目凄凉”6。仅此一例，就向后来者的“历史介入”提出了诸多问题。特殊的地域时空、具体的个体经验，真实存在与历史遮蔽、内容择取与想象叙述等，都是文学书写不得不面对的内容。如何叙述这一段历史，1《长河史诗：刘仲访谈录——关于<在河之洲>的对话》，中国诗歌网https://bbs.yzs.com/thread-358481-1-1.html，2013-12-17。3刘仲：《在河之洲》，“序诗”，华文国际出版社，2020年，第1页。后文所引《在河之洲》诗句皆出自该版，不再另作脚注。4匡珊吉、杨光彦主编《四川军阀史》，“绪论”，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页。5贾大全主编《四川通史》，“卷七·民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1、37页。6《长寿三十万农民对兵祸的呼吁》，《国民公报》（成都），1924年6月27日。转引自贾大全主编《四川通史》第37页。又如何表现民众的经历感受，并突出诗歌的史诗品质，这正是《在河之洲》展现出的一个重要向度。诗作第二卷以刘老幺的一生为线索，串联起几场典型的军阀战争。在以隆昌金鹅河、成都凤凰山之战为中心的铺叙中，赖心辉、刘湘、杨森、向成杰等四川军阀之间的混战与惨烈得以生动显现。诗人并不限于一人一地视角，而是纵笔叙述军阀混战中多种势力的纠缠和形势变化。1925年赖心辉出任省长，“彼时四川的局面已经不可收拾”，“西边有保定系虎视眈眈，/东边的速成系树大根深；/云南讲武堂出来的滇黔军将领/更不是善类，/北洋系当然是最大的背景。/杨子惠有吴佩孚作为靠山，/袁祖铭虎踞川东南一带/鱼肉黎民。/而韬光养晦中的刘湘却是/审时度势长袖善舞，/超然物外又善弄权柄。”（P172）诗人的战争叙述，融合着残酷血腥与人物命运、心理意识与诗人评说。但是，诗作并没有采取中心线索、英雄叙事等惯有做法，也没有简单的正反对照和对错评价。“炒豆般的枪声中，人群像庄稼/被成片伐倒，/鲜血染红了山脚那条溪沟”，“刺刀相碰铿锵作响，抽刀出来/鲜血喷薄！”（P224），“腿还在乱蹬，手还在乱抓，/掉在一旁的头颅在那儿磨牙。/瞪圆的瞳孔里是永恒的恐怖，/削断的脖颈陷在黑泥巴”（P235）。在具体的战争描写之中，对阵凤凰山、浴血奋战的杨森部下向成杰，在望远镜中看到“令他震撼”成都平原，又有如此心理：“怎样一片广袤而美丽富饶的/膏腴之地呵，/在这里开战真是丧心病狂/禽兽一般！”（P213）在军阀赖心辉的心理，也有如此感慨：“想我赖德辉，也是同盟会出身，/革命者一个，/万丈雄心，现在身为一省之长/却愧对自己的黎民。/我未能让他们安居乐业，/我未能帮他们摆脱贫困。”（P226）面对军阀造成的罪恶，诗人插入的评说也注重人物的复杂性：“可他们在民族大义上可圈可点——/赖心辉不愿做汉奸而死于清贫。/刘湘把生命留在了汉皋之地，/杨森是在淞沪战场成就了英名。”（P230）爱恨情仇、争强斗狠、迷茫悔恨、无可奈何等，同样展现在这些军阀身上，为他们增添了“人”的复杂性和悲剧性。如此叙述与审视，使得人物和事件脱离简单的历史标签，而成为历史长河中的现象和关节，并且进一步诠释了近现代中国的“地方”面向。诗人营造出的是一个驳杂的历史图景和地域时空，其叙述视角和情节线索发生着多重转换。从战争叙述的角度来说，甚至作为第二卷中心线索的刘老幺，也并没有占据太多篇幅，而是成为其中的个案内容和具体展现。第三卷“苦海”也并不局限于主角刘春，而是宕开笔墨浓墨重彩地叙述了宗汉旺在滇缅边境与日军的惨烈战斗。这样的叙述通过驳杂、多线索、多声部的方式，呈现出了战争的历史真实。民众在战争中的遭遇与表现，也由此同样成为并非叙述中心但又同样构成中心的重要内容。“疲惫不堪的军爷/拖不动脚步，/夹道围观的成都市民表情麻木/没有欢呼”（P190），“成都人麻木了，麻木得/不再有微笑——他们真的是/受够了无休止无意义的战争！”（P204）但是，当听说是“打北洋兵”时，又主动“搬动安装少不得帮工”，“拉家常谈局势约好打完仗来耍”（P212）。战争中既有“七横八竖的尸体已肿胀长蛆/流出尸水”“炎热中就弥漫着腐肉的臭味”的惨烈（P234），也有“多染有鸦片烟毒，/战场上也少不得要腾云驾雾。/三枪将的雅号名不虚传，/瘾发了不偷就抢别无他图”的颓废（P217）；既有“隆昌县城的百姓实在看不下去/纷纷上街游行示威”（P191），也有“熟人碰面相对无言，若要开口/必先流泪”“这该死的战争——刀口下/提心吊胆的日子活得真的好累”（P236）的控诉。此般诗句营造出的场景、细节、体验和心理，为诗人的战争叙述融入了历史的“日常现实”。诗人将真实的历史复活在叙述之中，而且将家族人物的遭遇融化于其中。具体的人名地名，真实的事件和过程，在诗句中呈现了特殊的“川地时空”。祖父刘老幺“曾在陆军速成学堂学习”，“他作为赖心辉的团副是真实的，他参与上川东战争是真实的”。此类祖辈经历的融入和再现，为战争叙述增加了真实的家族元素，从而为诗人的个体审视带来了更多真切之感。在谈及家族历史时，诗人也表示“将来的人如果要写长诗，要走我的路，不可能有我这样的家族和我这样的历史”。家族的意义，当然有作者归结的“成为承载中华民族文化和苦难的典型”，“是中国的缩影”1，但因几代人的具体地域空间遭际而同样呈现出“地方”路径的作用。川地时空中的人口流变与家族遭际，本就是战争屠杀与移民迁徙历史的典型表现，其意义关联远不止于学术上的历史考证和民间的寻宗问祖。面对川地时空的历史记忆和文学叙述如何进行，地域与家族、族群与个体如何表现等问题，《在河之洲》至少是作出了一种有效的回应。
隆昌邱成佑 ：世上没有死亡，只有永恒的生命，这个主题被《在河之洲》表现得既简单又神奇。
自1917年刘存厚、罗佩金之战，到1933年刘湘、刘文辉的“二刘之战”，发生在四川地域的战乱几乎从未停息，其间大小军阀战争多至400余次，“军阀混战时间之长，次数之多，危害之重，堪称全国之冠”4。仅1917年4月中旬刘罗之战，民众死亡即6000余人，伤5000余人，被抢劫1194户，民房烧毁3000余间，财产损失47万余元。1932年10月开始的二刘之战，川内大小军阀卷入，兵力动用达20万，两军官兵死伤约6万，耗资5000万元。5历史中的兵荒马乱、民间疾苦，如何进入文学叙述？这些事件掩盖的地方苦难与人物命运，又应该得到怎样的揭示？1924年某师驻扎长寿,“凡驻有该军地方,周围十里以外，不特男子逃亡，而人烟亦已断绝，满目凄凉”6。仅此一例，就向后来者的“历史介入”提出了诸多问题。特殊的地域时空、具体的个体经验，真实存在与历史遮蔽、内容择取与想象叙述等，都是文学书写不得不面对的内容。如何叙述这一段历史，1《长河史诗：刘仲访谈录——关于<在河之洲>的对话》，中国诗歌网https://bbs.yzs.com/thread-358481-1-1.html，2013-12-17。3刘仲：《在河之洲》，“序诗”，华文国际出版社，2020年，第1页。后文所引《在河之洲》诗句皆出自该版，不再另作脚注。4匡珊吉、杨光彦主编《四川军阀史》，“绪论”，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页。5贾大全主编《四川通史》，“卷七·民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1、37页。6《长寿三十万农民对兵祸的呼吁》，《国民公报》（成都），1924年6月27日。转引自贾大全主编《四川通史》第37页。又如何表现民众的经历感受，并突出诗歌的史诗品质，这正是《在河之洲》展现出的一个重要向度。诗作第二卷以刘老幺的一生为线索，串联起几场典型的军阀战争。在以隆昌金鹅河、成都凤凰山之战为中心的铺叙中，赖心辉、刘湘、杨森、向成杰等四川军阀之间的混战与惨烈得以生动显现。诗人并不限于一人一地视角，而是纵笔叙述军阀混战中多种势力的纠缠和形势变化。1925年赖心辉出任省长，“彼时四川的局面已经不可收拾”，“西边有保定系虎视眈眈，/东边的速成系树大根深；/云南讲武堂出来的滇黔军将领/更不是善类，/北洋系当然是最大的背景。/杨子惠有吴佩孚作为靠山，/袁祖铭虎踞川东南一带/鱼肉黎民。/而韬光养晦中的刘湘却是/审时度势长袖善舞，/超然物外又善弄权柄。”（P172）诗人的战争叙述，融合着残酷血腥与人物命运、心理意识与诗人评说。但是，诗作并没有采取中心线索、英雄叙事等惯有做法，也没有简单的正反对照和对错评价。“炒豆般的枪声中，人群像庄稼/被成片伐倒，/鲜血染红了山脚那条溪沟”，“刺刀相碰铿锵作响，抽刀出来/鲜血喷薄！”（P224），“腿还在乱蹬，手还在乱抓，/掉在一旁的头颅在那儿磨牙。/瞪圆的瞳孔里是永恒的恐怖，/削断的脖颈陷在黑泥巴”（P235）。在具体的战争描写之中，对阵凤凰山、浴血奋战的杨森部下向成杰，在望远镜中看到“令他震撼”成都平原，又有如此心理：“怎样一片广袤而美丽富饶的/膏腴之地呵，/在这里开战真是丧心病狂/禽兽一般！”（P213）在军阀赖心辉的心理，也有如此感慨：“想我赖德辉，也是同盟会出身，/革命者一个，/万丈雄心，现在身为一省之长/却愧对自己的黎民。/我未能让他们安居乐业，/我未能帮他们摆脱贫困。”（P226）面对军阀造成的罪恶，诗人插入的评说也注重人物的复杂性：“可他们在民族大义上可圈可点——/赖心辉不愿做汉奸而死于清贫。/刘湘把生命留在了汉皋之地，/杨森是在淞沪战场成就了英名。”（P230）爱恨情仇、争强斗狠、迷茫悔恨、无可奈何等，同样展现在这些军阀身上，为他们增添了“人”的复杂性和悲剧性。如此叙述与审视，使得人物和事件脱离简单的历史标签，而成为历史长河中的现象和关节，并且进一步诠释了近现代中国的“地方”面向。诗人营造出的是一个驳杂的历史图景和地域时空，其叙述视角和情节线索发生着多重转换。从战争叙述的角度来说，甚至作为第二卷中心线索的刘老幺，也并没有占据太多篇幅，而是成为其中的个案内容和具体展现。第三卷“苦海”也并不局限于主角刘春，而是宕开笔墨浓墨重彩地叙述了宗汉旺在滇缅边境与日军的惨烈战斗。这样的叙述通过驳杂、多线索、多声部的方式，呈现出了战争的历史真实。民众在战争中的遭遇与表现，也由此同样成为并非叙述中心但又同样构成中心的重要内容。“疲惫不堪的军爷/拖不动脚步，/夹道围观的成都市民表情麻木/没有欢呼”（P190），“成都人麻木了，麻木得/不再有微笑——他们真的是/受够了无休止无意义的战争！”（P204）但是，当听说是“打北洋兵”时，又主动“搬动安装少不得帮工”，“拉家常谈局势约好打完仗来耍”（P212）。战争中既有“七横八竖的尸体已肿胀长蛆/流出尸水”“炎热中就弥漫着腐肉的臭味”的惨烈（P234），也有“多染有鸦片烟毒，/战场上也少不得要腾云驾雾。/三枪将的雅号名不虚传，/瘾发了不偷就抢别无他图”的颓废（P217）；既有“隆昌县城的百姓实在看不下去/纷纷上街游行示威”（P191），也有“熟人碰面相对无言，若要开口/必先流泪”“这该死的战争——刀口下/提心吊胆的日子活得真的好累”（P236）的控诉。此般诗句营造出的场景、细节、体验和心理，为诗人的战争叙述融入了历史的“日常现实”。诗人将真实的历史复活在叙述之中，而且将家族人物的遭遇融化于其中。具体的人名地名，真实的事件和过程，在诗句中呈现了特殊的“川地时空”。祖父刘老幺“曾在陆军速成学堂学习”，“他作为赖心辉的团副是真实的，他参与上川东战争是真实的”。此类祖辈经历的融入和再现，为战争叙述增加了真实的家族元素，从而为诗人的个体审视带来了更多真切之感。在谈及家族历史时，诗人也表示“将来的人如果要写长诗，要走我的路，不可能有我这样的家族和我这样的历史”。家族的意义，当然有作者归结的“成为承载中华民族文化和苦难的典型”，“是中国的缩影”1，但因几代人的具体地域空间遭际而同样呈现出“地方”路径的作用。川地时空中的人口流变与家族遭际，本就是战争屠杀与移民迁徙历史的典型表现，其意义关联远不止于学术上的历史考证和民间的寻宗问祖。面对川地时空的历史记忆和文学叙述如何进行，地域与家族、族群与个体如何表现等问题，《在河之洲》至少是作出了一种有效的回应。
罗文军论在河之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