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刚度过“三年自然灾害”，国民经济尚处于恢复时期。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加强三线建设的战略决策，国家计委批准铁道部在四川建设内燃机车厂，资阳内燃机车厂应运而生。
这是新中国唯一新建的内燃机车工厂。它为何从广元迁到资阳？又是如何在动荡岁月中建成的？作为亲历者，为大家讲述这段历程。
1964年，我27岁，在牡丹江铁路局工作。那年5月，我调到青岛四方机车车辆厂，没过多久，厂里召开动员大会，传达中央“三线建设”决策——要在四川建一座内燃机车工厂。“好人好马上三线，备战备荒为人民”，全厂上下群情激昂，人人写决心书。我也连夜写了一份，决心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支援三线建设。
当年底，铁道部决定将内燃机车工厂厂址定在广元县。12月，部令下达，成立“广元内燃机车工厂筹建处”。
我是6月1号接到调令的，四方工厂下达通知的时候，我就知道铁峰厂长和我一批被调到了广元筹建处，那个时候他还在中央党校学习。因为当时筹建处所有的工艺设计人员都在北京，所以我当天就先去了北京，见到了总工程师唐茂松，看到了挂在329室“铁道部驻广元筹建处”的牌子。唐茂松是公认的四三一厂“第一人”，时任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副所长。1964年5月，他受铁道部委派赴英国考察柴油机技术，就是为新建内燃机车工厂做准备。几天后，我才从北京去到广元工地。
（早期建设者）
7月1日，铁道部任命四方机车车辆工厂厂长铁峰为广元内燃机车工厂筹建处主任。这个时候，各援建工厂调往广元筹建处工地人员已达200多人，大家都在为1969年的建厂目标而努力。有一次我看工厂花名册，我和铁峰两人的编号一前一后，一个36，一个37。我在工地短暂停留后，又返回北京工艺技术组，在唐茂松主持下参加设计任务书编制。
然而，计划赶不上变化。1965年8月，四川省三线建设指挥部提出：根据国防需要，内燃机车工厂需到成都附近重新选址。建设局设计院沿“成都以南”考察了资阳、简阳、内江椑木镇、乐山夹江等地，唐茂松全程参与选址。经过反复比选，铁道部决定：迁往资阳，占用原定贵阳车辆厂的大王山厂址。
8月30日，铁峰从北京赶回广元，召开大会传达搬迁文件。留下两人托运剩余行李，其余人员当晚乘火车奔赴资阳。9月15日，铁峰返回广元正式交接厂址。广元筹建处至此完成了它的使命。
1965年9月，筹建处迁到资阳，开始了艰苦的创业。
此时的资阳，除了糖厂、酒厂，重工业一片空白。没有办公室，建设者们借用成铁局电务段大修队的房子；住地分散在工商联、银行、粮站等“八大处”，远离工地。每天下工地，只有一台卡车，车坏了，就背起背篼、迈开双脚走。第一代建设者们就这样风餐露宿，践行着“先生产、后生活”的信条。
（八大处之一）
当年9月6日，铁峰主持召开首次全体会议，部署工作计划，同时成立临时党团组织和工会。
1965年底，国家计委下达设计任务书，第一期建设规模为：年产4000马力内燃机车100台，投资1.2亿元，后投资调整为1.6792亿元。按照三线建设的要求，新厂必须形成独立完整的生产体系，因此部件生产品种几乎涵盖柴油机车的全部内容。代表产品为“东方红（4）型内燃机车”基本纲领，年产100台机车、250台16V200型发动机。
然而，一场关于建厂方案的激烈交锋随即展开。设计方提出“大分散”方案，要把工厂沿成渝铁路撒开，分布在五县一市200余公里范围内。筹建处负责人铁峰、总工程师唐茂松深知分散建厂的隐患，沿成渝铁路实地考察，提出了“大分散小集中”方案。1966年2月13日，铁道部派工厂总局副局长陈耳东到资阳主持会议听取意见。会上，铁峰传达了国家计委指示：资阳建厂要“大分散小集中”。陈耳东指出，“要分散就在资阳分散！”后经铁道部批示，工厂总图设计最终确定：以大王山为中心，沿老成渝线11.5公里范围，在“两坝十三沟”的狭长地带布局，“十里车城”的称号由此而生。
随后工厂建设者们以大王山为中心，在两坝十三沟中掀起“三线建设”热潮，结成了“十里车城”。我们根据机车制造的工艺过程和产品特点划分为九个分厂，并且由戚墅堰、四方、天津、南口、大连等老厂对口包建的，外加机械、运输、动力三个总站，构成四三一厂完整的生产服务体系。
1966年10月20日，铁道部下达（66）铁密组1645号和（66）铁政通236号文件，决定自当日起正式成立“铁道部资阳内燃机车工厂”，撤销筹建处。这一天，后来被确认为厂庆日。
（早期基础建设）
1967年，工厂机关和职工连续从“八大处”搬出，搬进筏子桥即将竣工的四栋住宅楼办公生活，四三一人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家。其后几年，工厂一边建厂一边试产，到1972年底，工厂的基本建设、配套设备、基础设施、生活设施和组织机构基本完成，一座凝聚着“三线精神”的内燃机车工厂克难而生。
（早期物料运输）
我今年89岁，最骄傲的是，这座工厂由我们这一代人亲手建设。我相信，“三线精神”不灭，人生如此，了无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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